一、提出问题
“原始落后”、“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形容西藏传统农业的常用词汇，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真实写照。1951年，西藏粮食平均亩产按习惯亩计仅七十余公斤，按标准亩计更是不到五十公斤，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135公斤，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因而，国家启动了农业现代化，希望通过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改变西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而，在其具体进程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却是，非常需要粮食的藏族农民却常常会抵制能生产更多粮食的农业新技术。这是为什么？
对此，“文化贫困论”是一个流行的解释，它的提出者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
国内许多关于贫困地区，特别是关于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顺此思路认为：落后地区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当地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化，农民落后、愚昧的观念导致了他们无法理解并接受新事物，当地人学会了接受贫困，而不是努力革新。
如果这一解释是成立的，即本地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化是对立的，因而一切新的、会对生活带来改变的现代技术都应当遭到本地农民的抵制。然而，我在西藏的观察中却发现一个它无法解释的现象：同一类别的新技术，有的被农民坚决抵制了，但另一些却被迅速接受了。
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农民会有选择性地接受现代技术？本地传统文化观念真的是和现代化对立的吗？进一步而言，“文化贫困论”的范式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文化从何而来？文化背后是什么？而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真正理解了文化，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制约农民在面临现代化时进行行为选择的机制。
何为文化？费孝通指出，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文化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对本地环境的认识和对人们生活的指导意义。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文化内核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内核就是指文化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经过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态耦合体，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的生计。反映在农业经营上的文化观念实际是当地生计模式的外显，而这种生计传统则又受制于本地的自然环境，来源于人与自然数千年的互动实践过程之中。同时，它也能够反作用于生计和环境，并利用由它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维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由此而言，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某些技术被抵制，表面上是因为文化观念的抵制，实则是因为它与本地生计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的冲突。
毋庸置疑，农业技术进步一般都能带来作物产量和经济数据的增长，然而对本地人来说，新技术对传统生计模式的改造很可能使本地人长期赖以生存的资源消失（因为这些资源对增加产量和数据是不起作用的）甚至生态失衡。技术进步给本地人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生活改善，而是生计破产。
麻国庆在对内蒙古的研究中指出，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间环境知识是数千年来维系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关键因素，而当前内蒙古严重的沙漠化等问题则是由于游牧向定居的经营方式变革过程中民间环境知识的废弃造成的。陈祥军对新疆哈萨克族地区的研究，马晓琴、杨德亮对青海藏族牧区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从本地实际出发去看待新技术和发展，理解本地传统的合理性，而不能盲目崇拜“技术至上”和“发展霸权”。
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发展与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赋予传统合法性地位的同时，将发展定义为破坏，认为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必然不相容，新技术带来的改变必然对当地的生计和生态造成损害。实际上，如果盲目的将发展与传统对立，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文化决定论”，即与“发展霸权”相对的极端环保主义。在前后两种模式中，人本身都丧失了其主体地位，成为了“发展”或者“传统”的工具。
而与它们不同，迈克尔·塞尼（Micheal Cernea）的态度值得借鉴，他通过自己在世行发展部门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指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要从人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和传统，无论促进发展还是维护传统，它们的目的都必须是让人更幸福地生活。
而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大多数现有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一般是过度现代化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对传统的积极意义。因而本文从研究对象的类别上对现有研究也是很好的补充。
就本研究而言，藏族的生计传统有其内在合理性，但并非是田园牧歌般的美好和富足。在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同时，西藏持续数百年的人口减少确凿无疑地展示了其严重的内在危机。而传统的生计模式则对此束手无策，反而是某些恰当的新技术能在不破坏生计传统的前提下，为解决其严重的内在危机带来可能。
这也就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的根本原因。即：藏族农民独特的农业文化观念来源于以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环境为基础的藏族生计传统，这种文化以是否符合本地生计传统为标准，抵制或接受不同的农业新技术。而当被选择过的新技术嵌入进原有的生计模式之后，它又将使生计模式和相应的文化观念发生新的变迁。
